1973年8月23日，两名有前科的罪犯让—埃里克·欧森与克拉克·欧洛弗森，抢劫瑞典斯德哥尔摩内位于诺玛姆斯托格广场最大的一家信贷银行，并挟持了四位银行职员。

在与警察僵持了130个小时后，歹徒最终投降。然而这起事件发生后几个月，4名曾经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，仍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，表明并不痛恨歹徒，表达他们对歹徒不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多加照顾的感激，并且对警察采取敌对的态度，在案件发生后被挟持者不愿意在法庭指出歹徒，在挟持案件当中被挟持者还与歹徒成为朋友。

这两名抢匪劫持人质达5日之久，在这期间他们威胁受俘者的性命，但有时也表现出仁慈的一面，在出人意表的心理错综转变下，4名人质抗拒瑞典政府最终营救他们的努力。

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因为在斯德哥尔摩人质挟持事件中被发现而得名，又称为人质情结、人质综合症，是指被害者对于加害者产生情感，同情加害者、认同加害者的某些观点和想法，甚至反过来帮助加害者的一种情结。

专家研究认为，人性能承受的恐惧有一条脆弱的底线，当人遇上了一个凶狂的杀手，杀手不讲理，随时要取他的命，人质就会把生命权渐渐付托给这个凶徒。时间拖久了，人质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，甚至每一次呼吸，他自己都会觉得是恐怖分子对他的宽忍和慈悲，对于绑架自己的暴徒，他的恐惧，会先转化为感激，然后变为一种崇拜，最后人质也下意识地以为凶徒的安全，就是自己的安全。

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一种角色自我防卫机制，这种自我防卫其实会出现在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，取决于事情对当事人的伤害程度以及当事人的心理承受能力。

当我们处于一种内心抗拒的环境，被迫做一些不愿意做的事情时，如果反抗，就会受到严重的打击，如果不反抗，内心又会产生巨大的痛苦，那么这种反抗或不反抗都会让自己受到伤害的情况，要怎么最大程度地保护自己，不让自己的内心崩塌呢？答案就是角色认同。

举个可能不太恰当的例子，公司强迫我们加班，我们非常不愿意，但如果拒绝就会被开除，如果逆来顺受，就会觉得上班如上坟，内心无比煎熬，所以有一些人就会选择对老板角色认同：老板让我们加班也是为我们好，锻炼我们的能力，公司越来越好，我们才能越来越好，我们现在有多努力，以后过得就有多好。

被压迫被加害的人才会痛苦，如果变成了自愿和压迫者、加害者站在同一方的人，自然就不会痛苦，说白了是一种心理上的自我麻痹，是人们逃避现实的假想状态，“我不是受害者，我心甘情愿，且享受这个过程，所以我是开心的，不需要他人同情的”。

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阿扎尔盖特认为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演化自史前时代，人类常有战争和绑架，导致人类发展出适应环境的心理特征，而此特征的产生，可能与受虐待妇女综合症有关，如果受害者长时间受到没有双方同意的5M、强制SEX等行为，也会产生此心理。

所以5M常常会和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放到一起讨论，但我认为有本质的区别。

斯德哥尔摩症候群是一种创伤羁绊，前提是没有经过双方同意，被迫适应环境，而圈子的前提是双方知情同意，当事人主动选择和权力交换。

患有斯德哥尔症候群，建议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咨询帮助，希望大家也要把圈子和斯德哥尔症候群区分开，认清以及坚守自己的内心，不要纵容真正的加害者，不要害怕面对和反抗，受害者永远不可能真正与加害者为伍。